2月23日,泰国中部的北榄坡府,警察在查酒驾时,发现三辆挂着曼谷车牌的越野车上坐着14个不会讲泰语的外国人。一查之下,发现都是中国人,而且居然没有一个人身上带着证件。
这些没带护照的中国人,也说他们从中国坐火车旅游,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到了泰国。三辆车的泰国司机,也说自己收了泰国老板的钱,准备将这些“中国游客”从曼谷送往清迈旅游。
而北榄坡这个地方,再往西边就是来兴府,来兴府再过去一点,就是著名的缅甸妙瓦底。
2022年12月,泰国北部清盛移民局逮捕了5名中国人,同样也是没有携带任何证件,最年轻的21岁,私自乘船从老挝潜入泰国,自称是要“到清莱去旅游”。
更早之前的3月,清莱警方也在边境河岸逮到多批次中国人,都是偷渡进入泰国,经过泰国陆路,在柬埔寨、缅甸、老挝之间的不同赌场来回穿梭。入境泰国只是为了找一个方便的捷径。
还有新闻,是一些中国人搭车去泰缅边境,半路上遇上警察,司机一溜烟自己跑了,将几个中国人直接扔在加油站。
在泰国西部边境,甚至会有一些偷渡进入泰国的中国偷渡者,主动向当地警方自首,希望能够被泰国警方逮捕,并被遣返回中国。
从2022年,到2023年初,在泰国经常看到这类新闻。
都是一些没有证件的中国人,翻山越岭,成群结队,有时是从泰国各地,向泰国邻国边境偷渡;有时,是从邻国向泰国境内偷渡。
与此同时,在泰国的华文媒体,开始陆续接到一些“求助爆料”。
有时,爆料者会说自己在泰国境内被捕,在移民局里等待被遣返,但是害怕自己会被泰国警察重新“卖回到缅甸园区”,因此求助媒体,让他们能够早日被“平安遣返”。
还有一些爆料者,直接人就在缅甸的“园区”里,通过中国亲属向泰国发出求救,想要在泰国找一个神通广大的救援者,直接到缅甸的园区里将人给救出来。
每当小编和友媒同行们,相互之间交流我们收到的“求助”和“爆料”,心中都感到五味杂陈。
这种求助的数量是如此之多,以至于我们根本无力进行跟进和甄别。一些“跨国救援”的请求对我们媒体而言,近乎于天方夜谭。
我们并非警察或外交官,自然没有这样的门路到泰国境外的“园区”中去实施营救,于是只能将信息转告于官方。
最后,有些得到了圆满的解决,也有一些再无下文。
求救的,不光是中国人。
在泰国,有一个很著名的马来西亚黄老板,网名“泰国过江龙”,与马来西亚地方华人议员沈春祥合作,多次成功营救缅甸妙瓦底园区当中的马来西亚籍人员。
时间一长,凡是有马来西亚人被困在诈骗园区中当“猪仔”,遭遇勒索,无法脱身,那些哭瞎双眼的老母、卧病在床的长辈,便会在媒体的簇拥下找到沈春祥议员求救,沈议员又去联系神通广大的“泰国过江龙”,将人从园区中营救到泰国境内,并从泰国引渡回马来西亚。
然后,“九死一生”的“猪仔”,在机场与母亲深情相拥,再在在媒体的面前绘声绘色地渲染一番“缅甸地狱”当中身不由己的恐怖,这几乎成为了一种流程。
后来,马来西亚议员也撑不下去,宣布不再承担营救同胞的重责。而积极牵线搭桥营救同胞的“泰国过江龙”,反被马来西亚本国网红臆测为“蛇头”,一怒之下控告网红们诽谤。
将这些纷乱的碎片,拼凑在一起,才能隐约窥见新闻背后隐匿的脉络。
最初,大量不法分子从中国来到柬埔寨、菲律宾、缅甸、老挝境内开设赌场,引诱中国人跨境或线上参赌。
疫情之后,由于人员往来的断绝,赌场向电信诈骗转型,并通过诱骗和胁迫等方式引诱国内人员非法跨境,进入电信犯罪园区成为诈骗帮凶。
疫情结束后,人员跨国往来变得更为便利,网赌电诈园区开始回流,对人员的招募也变得更为“国际化”,一些电诈团伙开始招募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和印度人,将诈骗的目标转向欧美。
招募的过程也不再那么依靠暴力逼迫,被招募的人员会被安排在新加坡、迪拜就业,经过一段时间后再以业务需求为由派驻到泰国,并伺机从来兴、清莱跨境,进入邻国各个“园区”中,榨取最后的价值。
进入各个“特区”、“园区”之后,便是我们熟悉的地狱模式:高强度的工作,苛刻的业绩指标,严酷的军事化管理,精神洗脑和肉体虐待。
一些不堪忍受的员工,让国内亲友交付赎金,或者直接冒险逃脱魔窟,偷渡越境返回泰国。在泰国当地向官方投案,等待被遣返回国,或者企图通过非法方式再次偷渡回中国。
如果成功,便是绝境逢生;倘若失败,也不过成为新闻注脚。
在求救的过程中,以及被遣返之后,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,也为了避免回国之后遭到法律追究,逃脱的“猪仔”们往往极力撇清自己的责任,无限渲染电诈园区的恐怖,将自己描述成“一时糊涂受骗上当”或者“一路被持枪挟持强迫跨境”的无辜者,毒打、性侵、杀害、抽血、噶腰子——也成为了每一个“劫后余生”的猪仔们统一的话术,通用的故事模板。
最初收到这样的“求救”时,我们都感到义愤填膺,恨不能当场化身“泰国过江龙”,带着使节和军警的队伍直捣黄龙,踏平妙瓦底,解放水谷沟,将被“困”的同胞以及各国“猪仔”们都救出来。
但是当你一而再,再而三收到相似的求助,看到风格类似的视频,话术雷同的自述,便会产生出一丝倦怠与怀疑。
不是说,那些求救者不该救,不可怜,不值得拯救。
不是说他们的家人们,不值得同情。
但是,他们真的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无辜吗?
真的会有人在清迈吃着火锅唱着歌,开开心心地游山玩水,突然之间便被绑架到国境另一侧的电诈园区之中吗?
真的会有人能够在一路被枪指着脑袋的情况下,还能神乎其技地越过中老泰三国边境,跋山涉水来到缅甸吗?
倒不是说,这样的描述不可能实现(毕竟没有哪一条边境线是完全不可穿越的),关键是犯罪集团需要用这样的方式,冒这样的风险,动用这样级别的武力,只为了为自己的杀猪盘抓到一个尚未培训的接线员吗?
既然有这个武力和胆识,敢在中国境内实施绑架,那他何必还要做这个,直接去抢不是更好吗?
关于自己“身陷绝境”的恐惧,对于园区地狱般的描述,当中有些是真的,也有些并不是。
当年震惊中国的“西港血奴”,最后证明是子虚乌有,只是被救回中国的电诈参与者为了避免遭到追责,编造出来的谎言。所谓“全身血被抽干”,不过只是严重的肝脏疾病而已。
有些求救者,已经逃到泰国境内,甚至已经向泰国警方自首,依旧惶恐地宣称自己会被“卖回缅甸”。实际上没几天就被顺利移交遣返了。
那些“杀人取肾”的传闻,“满河残肢”的描述,半是真实的见闻,也不乏博取同情的虚构,自我撇清的渲染。
即便那些血淋淋的自述,都是真的,那么当初又为何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呢?
事到如今,难道大家还不知道缅甸园区里的高薪岗位,是怎样的货色吗?
在每一个出境东南亚的游客,都会被中国海关像审贼一样反复筛查的年代,在这个“缅北割腰子”、“西港杀猪盘”已经人尽皆知到几乎成为一个网络段子的时代,为什么还会有人主动踏入那样的火坑?
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,等待他们的,是高强度的工作,是严格的“业务”指标,是一个星期不开单就要体罚的恐吓,是12个小时工作只有8分钟抽烟时间的血汗剥削?
对于这些,难道心里没点数?
有人会问:老汉你这不是“受害者有罪论”吗?人家多可怜,被打得不成人形,没准最后还要噶腰子,难道不值得同情和拯救吗?
当然,他们应当被拯救。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,遭受非人道虐待的人,都应当被解救。
他们是受害者吗?
是的。
但是,他们是加害者吗?恐怕答案也是肯定的。
“猪仔问题”最关键的特质,在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“受害者”问题,而是同时兼具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属性。
在东南亚诈骗套路广为人知的今天,很多所谓“被骗入园”者,实际上对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本质心知肚明。在成为诈骗集团工具的同时,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诈骗犯罪勉为其难的共谋者,对真正无辜的受害者——遭到诈骗的受害者,他们也担负着一部分罪责。
而问题是,几乎没有一个诈骗园区里的猪仔,会诚恳地直面这一恼人的真相,他们完全回避了自身“加害者”的一面,极力呈现自身的悲惨,试图用一套日益流程化的话术,将自己塑造成纯洁无瑕的“完美受害者”。
一开始,这样做也许是管用的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大众同情心的耗尽与立场的转变,这种“完美受害者”的塑造会变得越来越无效。“猪仔”们越是声泪俱下地哭诉自身的凄惨,越是会激发公众对于“受害者罪责”的反弹。
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责任,直面“猪仔”们坠入深渊背后真实的动机,才能从根本上阻绝更多猪仔前赴后继地坠入深渊。
如果始终认定自己只是受害者,是身不由己的傀儡,甚至用“战狼何在”的话语去诅咒国家营救的不力,这样的“受害者”只会让自己在民众的心中,变得越来越不值得拯救。
算了,还是说点实在的。
无论是否相信那些“求救者”的描述,最大的责任人,终究是那些犯罪集团。
奉劝所有同胞,还没有跳进火坑的,千万别跳。“泰缅边境高薪职位”的下半句是“身陷囹圄任人宰割”,别装不知道,装也没用。
已经跳进去的,唯一自救之法——能逃得掉的,逃离园区回到泰国境内,向泰国警方自首,等待遣返中国。
逃不掉的,让亲属向中国警方或驻泰使馆报案,由中国官方向泰缅官方合作实施营救。泰国政府已经不再接受个人渠道的营救要求,只有报警一途,尚有一线生机。不要轻信所谓关系渠道的救援,更不要为了逃避回国之后的追责,便试图用偷渡的方式返回中国。
神通广大的人,也许有,但是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。
此时此刻,不知有多少人正在从家乡赶来,奔向他们牢笼;或者逃离缅甸,试图逃脱他们为自己选定的桎梏。
并在一日复一日的折磨中,为希望渺茫的逃离,编织动人的故事。
故事,已经渐渐没人相信。
想要逃离火坑,最有效的方法,就是当初别踩进去。